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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濤:普惠金融并不等于全民搞金融

發布日期:2016-03-14 【點擊4091次】

   《金融時報》消息,普惠金融發展五年規劃是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綱領性文件,對發展我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有著重要意義。在實踐中有哪些難題待解?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該如何實現優勢互補、分工合作?還有哪些制度性的障礙需要疏通?就上述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、研究員楊濤。

   記者:您如何理解普惠金融?實踐中有哪些難點?

   楊濤:所謂普惠金融,就是能夠有效、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,主要任務就是讓農戶、貧困人群及小微企業能及時有效地獲取價格合理、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。在普惠金融的實踐中還有兩方面難點,一是如何界定其內涵與邊界。就國外尤其是發達經濟體來看,由于傳統金融體系相對來說競爭充分,其服務的空白與短板相對明確且規模有限,因此普惠金融更多是指針對特定群體的金融支持。而在我國,普惠金融往往被賦予了更加廣泛的內涵,除了特定弱勢群體之外,普通公眾在享受金融服務方面也有許多不足,因此如何扎根我國實踐來把握和拓展普惠金融的邊界,也面臨創新的挑戰。二是普惠金融并不等于全民搞金融,因為當大量游離于監管之外的“灰色金融”泛濫,或者弱勢群體通過“過度負債”來消費和投資之時,同樣會帶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。

   記者:規劃中提出“規范發展各類新型機構”,您如何評價這些新型機構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地位?

   楊濤:對于普惠金融服務來說,需要構建多元化的機構體系,來滿足不同類型的金融服務。之所以需要各種“類金融機構”和“準金融機構”,有多方面原因。例如,普惠金融并不只是給特定群體提供融資服務,還有其他方面的金融需求,如不同層次的投資與理財服務、保險與擔保等風險管理的需要、大額和小額支付等金融基礎設施的需求、金融信用與信息的保障服務等等,這就帶來對不同類型提供者的需求。再比如,小微領域是最典型的普惠金融,也是我國金融體系的最大短板。隨著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,與大工業、大企業相應的金融體系已不適應需要,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變得愈加重要,而小企業將來逐漸成為解決就業的主體,這尤其需要包括融資、投資、支付、風險管理等在內的小微金融服務,成為與經濟轉型相配套的新型金融體系的核心。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模式,雖然并不天然等于普惠金融,但是從技術上有助于解決普惠金融的信息不對稱等難題,實現“小而美”的金融服務,因此也是健全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   記者:規劃中提到新型機構,并未說是新型金融機構,也就是說這些機構未必都是金融機構。您認為融資擔保機構應如何定位?

   楊濤:融資擔保往往被作為“類金融機構”,并且作為地方金融業的組成部分。雖然其身份定位仍有模糊,但也逐漸在國家層面構建了監管與自律體系。在實踐中,融資擔保是破解小微企業和“三農”融資難、融資貴問題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,對于穩增長、調結構、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。

   融資擔保機構被形象地稱作“放大器”,其設立的初衷是當抵押物不足的企業從銀行貸款時,為其提供擔保增信,分散原本由銀行一方承擔的信貸風險。一方面,在多數國家里,融資擔保機構往往都具有政策性特征,如美國的小企業管理局主要是對銀行采取授信管理,待發生損失的時候由其出面向銀行予以補償;法國的國有擔保機構占比較大,幾乎沒有商業性擔保機構存在。就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來說,由于承擔了部分政府的公共政策職能,因此往往以“保本微利”作為原則,并且需要一定的政府政策與資金支持。另一方面,我國融資擔保業在快速發展過程中,也出現了大量商業性機構。許多類似機構近年來遇到了經營困難,或者是風險控制能力差、追求高收益和高風險的業務比重大,或者是轉向了“高利貸”,甚至還有打著擔保之名卻無擔保業務之實的各類投資公司等。這些需要進一步加以規范。

   長遠來看,我國應該構建更加明確、功能完備的政策性擔保體系,作為擔保類普惠金融服務的主導機構;而對于商業性擔保機構,則應該加以嚴格監管,使得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和盈利能力的機構“良幣驅逐劣幣”,并成為政策性機構的補充。

   記者:在整個普惠金融的發展規劃之中,各類機構若想實現優勢互補、分工合作,還有哪些制度性的障礙需要疏通?

   楊濤:首先,需要進行更加清晰的戰略路徑設計。長遠來看,普惠金融的服務機構體系應該分為三大發展模式。一是政府直接支持和發展的金融和類金融機構體系,通過政府直接或間接承擔一部分成本與風險,間接為特定群體提供商業性金融機構難以給予的金融服務。二是政府通過補貼、鼓勵或引導,促使商業化金融或類金融機構能夠更加主動完成普惠金融業務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在此方面減少行政性、道德性干預,更多按照市場規律來辦事。三是為完全商業化的模式創造條件,尤其是支持金融技術創新型的機構。

   其次,需要構建更加健全的金融產品與基礎設施體系。一方面,隨著金融業綜合經營、金融需求多元化的演變,金融產品應更加豐富、功能健全,使得普惠金融服務對象能夠按照合理價格、低門檻、便捷地享受金融創新的支持。另一方面,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可或缺,如電子支付在內的工具創新,信用體系建設,包括大數據、云計算、平臺經濟、移動互聯網等在內的新技術發展。

   最后,需要各類“軟環境”的支持。在普惠金融的法律、政策、組織保障方面,最為重要的是如何落實,并且融入中央到地方的現有各類金融發展規劃之中。此外,還需要有效引導整個金融文化的演變,從過度追求金融業的高大上、金融創新的眼花繚亂、金融發展的效益至上,到同樣重視金融道德與倫理、金融發展的共享與共贏等。

 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(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、研究員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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